连绵起伏的贺兰山下，西夏陵遗址静静伫立。记者 李振文 摄
贺兰山麓，夕阳为9座巨大的黄土陵冢披上金色外衣。静卧近千年的西夏陵，在2025年7月11日这一天，闪耀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不仅是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标本，一段被风沙掩埋的文明密码由此向世界展开。从琉璃鸱吻到鎏金铜牛，从石雕力士志文支座到西夏文残碑，每件文物都是一个珍贵的历史片段，还原出一个昔日辉煌的文明，讲述着多元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碰撞、交流、融合。
石马。
丰富的文物遗存：西夏陵的考古发现与历史地位
“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明代安塞王朱秩炅的诗句，描绘的正是西夏陵的苍茫景象。这个由党项族建立的王朝（公元1038~1227年），在历史长河中曾长期鲜为人知，直到上世纪70年代系统性考古发掘开始，其真容才逐渐清晰。如今站在3号陵的阙台遗址前，仍能感受到当年建筑的恢宏，“其制仿河南巩县宋陵”的记载昭示着其对中原帝王寝制度的承袭。
西夏陵坐落于具有重要自然地理分界作用的贺兰山山脉南段东麓，分布范围近40平方公里。是西夏时期保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好的考古遗存，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延续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
考古发现令人惊叹：雕龙栏柱上的鳞爪纹饰与中原如出一辙；碑亭出土的汉文、西夏文碑刻，使用着与宋朝相同的职官术语；北端大型建筑群遗址中的人形塑像，印证着“敬天法祖”的儒家礼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西夏学家史金波指出：“西夏能存续近两百年，关键在于对中原文明制度性学习。”这种学习不仅是模仿，更是一种文化认同——西夏尊孔子为“文宣帝”，用西夏文翻译《论语》《孟子》，在游牧底色上主动融入中华文明主流。
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仅3号陵园就出土了数万件西夏时期留下的建筑构件标本，说明毁坏之前的西夏陵区每一个帝陵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宫廷建筑的样式，可以想象，红墙碧瓦，屋顶上装饰有大量精美的建筑材料。在最高大的陵台的周围，还发现过铃铛的装饰物，陪葬墓星罗棋布，是一个气势宏伟的帝王陵园。”这一描述生动再现了西夏陵昔日的辉煌景象，让现代人得以窥见当时西夏的壮丽风貌。
鎏金铜牛。
琉璃鸱吻、陵园建筑：西夏与中原文化交融的见证
1972年出土于宁夏银川西夏陵区6号陵的琉璃鸱吻，通高152厘米，琉璃质地，采用分模拼接工艺制成，通体施绿釉，造型为龙头鱼尾式样。其龙头比例占据整体高度的50%，双目圆睁、獠牙外露，背饰鱼鳍纹，尾部分出两鳍，体现出西夏建筑艺术粗犷豪放的特色。这件气势恢宏的建筑构件，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西夏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
“鸱吻在中国古代建筑是房屋正脊两头的一个重要的装饰物，传说它可以起到辟邪和避火的作用。”师培轶解释道，“包括鸱吻在内，西夏陵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建筑构件，包括各式各样的瓦当滴水、受中原建筑影响的像套兽、鸱吻，还有体现佛教对于陵园建筑影响的，比如说像摩羯，人面鸟身的迦陵频伽等。”这些发现充分证明了西夏建筑艺术的多元文化特征。
琉璃鸱吻兼具实用功能与文化象征意义，作为屋顶正脊装饰物具有防火避雷的物理功能，同时承载了古人“镇宅辟邪”的精神寄托。该构件印证了西夏建筑对唐宋鸱吻形制的继承与创新，反映了其与中原文化的交融，是研究11世纪~13世纪中国建筑艺术发展的重要实证。师培轶特别指出：“鸱吻整体造型非常独特，龙首鱼尾，龙头高昂，鱼尾翻卷，整体的姿态威猛生动。”这种兼具力量与美感的建筑艺术品，正是西夏独特美学视角的体现。
从陵寝制度和建筑特点来看，西夏陵在选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寝制度、陵墓建筑、营造技术等方面，全面承袭唐宋帝陵陵寝制度和传统建筑体系，保留党项民族习俗，同时融汇吐蕃、回鹘、契丹、女真等多族群文化影响。这种融合在琉璃鸱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既保留了唐宋鸱吻的基本形制和功能，又在细节处理上加入了党项民族的审美偏好，创造出一种既熟悉又新颖的艺术形象。
通过对西夏陵出土建筑构件的系统研究，考古学家发现当时的陵园墙体及阙台、陵塔墙体应该为红色；献殿、碑亭等建筑地面铺砖，陵城神门屋顶安置鸱吻、套兽等建筑构件。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复原西夏陵的原始面貌，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珍贵资料。正如师培轶所言：“这些建筑构件是西夏与周边文化交流融合的实物证据，它们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
鎏金铜牛、石马：西夏工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反映
在所有出土于西夏陵的文物中，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鎏金铜牛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珍品之一。这尊被誉为宁夏博物馆“镇馆之宝”的文物，长120厘米，宽38厘米，重达188公斤，内部空心，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外范内模浇铸技术制作而成，铜牛造型生动逼真，牛身横卧，双目炯炯，肌肉线条清晰，将耕牛休憩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这尊鎏金空心铜牛表面满身采用鎏金装饰，再加上塑型、铸造、抛光等工艺，使其历经千年尘封，依旧金光闪闪。”师培轶在介绍这件国宝时难掩赞叹之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鎏金铜牛出土的墓葬甬道内，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匹石马。“出土时牛头向内，马头向外，专家认为表达了西夏人‘马出则征战，牛入则耕作’的生活形式，也让我们看到11~13世纪我国西北地区多民族文化共存的特点。”
据文献记载，西夏能制作出如此精良的大型鎏金铜牛，很大程度上与它和中原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关。它不仅学习借鉴中原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还从中原引进专业技术人才。这一历史事实表明，西夏虽然是由游牧民族党项族建立的政权，但在工艺技术方面积极向中原先进文明学习，实现了文化的跨越式发展。
鎏金铜牛的发现具有多重历史意义。从经济史角度看，它是西夏社会从游牧经济转向农耕和畜牧兼营的历史缩影。从艺术史角度看，它展现了西夏工匠高超的金属铸造和加工技艺。从文化史角度看，它不仅丰富了黄河文化，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灿烂悠久、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
与鎏金铜牛相呼应的是1977年在西夏陵区陪葬墓墓室中出土的石马。这尊石马材质为白砂石，长133厘米、高70厘米、重355千克，原有彩绘，出土时都已脱落，只在唇部残留少许粉彩。该石马为砂岩圆雕，四肢屈膝跪卧，马头稍垂，颈部呈弯曲状，瞪目立耳，马鬃整齐流畅地披散在脖子上，身体健硕浑圆，比例匀称，线条简洁凝练，姿态雄健，继承了汉唐的雕刻风格，生动地再现了当地马的形象，不失为西夏石雕艺术的精品。从西夏陵区发掘情况可以推测，铜牛和石马可能是西夏贵族、重臣墓葬中的重要随葬品，它们不仅反映了西夏人对马等家畜的珍爱，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西夏畜牧业经济的发达。
琉璃鸱吻。
西夏陵遗址。记者 李振文 摄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西夏文残碑：工匠协作与文化交流的直接证据
1974年出土于6号陵的石雕力士志文支座，是西夏陵出土文物中极具特色的一件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宁夏博物馆。这件文物为白砂石质圆雕，近似正方体，雕刻着屈膝托举姿态的力士形象，面部浑圆、獠牙外露，腹系肚兜，形象威猛有力又不失生动。然而，这件文物最珍贵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更在于其上刻写的文字——座顶阴刻15字西夏文，背部刻汉文工匠姓名“砌垒匠高世昌”。
“这种体量的，大约重1吨以上。”师培轶在描述石雕力士志文支座时说，“它是碑文的底座，是西夏陵出土的14件同类支座中唯一刻有文字的孤例，实证了西夏文字使用与工匠协作的历史。”这一发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不仅是研究西夏美术史的重要实物，更是民族交流与工匠协作的直接证据。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融合唐宋雕刻技法，兼具力度与细腻，是研究西夏美术史的重要实物。从艺术风格上看，力士形象既有中原传统的雕刻技法，又融入了党项民族的审美特征，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从历史价值看，支座上的双语铭文揭示了西夏多民族共处的社会现实——西夏文代表着党项民族的文化特点，汉文工匠姓名则表明中原工匠参与了西夏陵的建设工程。
“这些字形方正的西夏文字笔画繁琐，远看都熟悉，但是近看不认识。”师培轶在介绍西夏陵出土的西夏文残碑时这样描述道。据介绍，西夏文字是借鉴汉字创制的表意文字，初看与汉字相似，因为它是模仿汉字的构字方法、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重新创制的，合成字占绝大多数，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多数字都在十画以上，所以认记和书写都有一定难度。尽管其形体极像汉字，但因为偏旁都是自造的，所以西夏文字初看上去，“字皆可识”，再仔细端详，却“无一字可识”。
师培轶进一步阐释了西夏文字的历史意义：“当时和北宋并列的辽国和金国，包括西夏在内，无一例外仿照汉字去创制自己的文字，也应该是周边兄弟民族对华夏文明、对中原文化的一种向往和认同。”西夏文的读音接近于羌语，目前已发现实际上有意义的西夏文字共有5800多个，这些文字曾在西夏王朝所统辖的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等广阔地带中使用了约两个世纪，到明代后期已基本失传。
在西夏陵博物馆展出了出土于西夏陵的大量残碑，碑上的文字便是西夏文，记录了当时西夏人物、政治、军事等一些史实，为11到13世纪中国历史上党项族创立并延续近200年的西夏王朝提供了直接见证。这些残碑与石雕力士志文支座上的铭文共同构成了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记者 王敏
